2009年8月初，陕西凤翔爆出数百名儿童血液中铅含量超标，这引起社会对于重金属行业污染情况的广泛关注。随后，湖南武冈和云南昆明相继爆出“血铅事件”，事态进一步升级。

　　9月2日，环境保护部在陕西召开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会议，研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。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透露，环境保护部正在会同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农业部、卫生部等部门，抓紧制定《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》。

　　9月4日，陕西省环保厅宣传教育处副处长徐刚对本报记者表示，“血铅”事件后，当地环保部门正对全省重金属产业进行排查，“环境与人体健康，将列为企业环境评价的重要因素”。

　　湖南省环保厅新闻科黄亮兵则表示，湖南省的重金属排查已快完成，“具体的处理方案草案已经出台”，不过，其拒绝透露处理方案的具体情况。

　　“尴尬”的监管

　　“以后涉及到剧毒的、重化工的、重金属的企业，在做环境影响评价时，不仅要做生态环境的评价，还要加上环境与健康的评价。”徐刚表示，9月2日的全国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会议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会上宣读的《〈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〉草案》的第20条。

　　在徐刚看来，随着环保新政的出台，陕西省的重金属污染的防治将减少一些“尴尬”。

　　徐刚所指的尴尬是指，“血铅”事件中，外界对陕西环保的误解，“‘血铅’事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环保监控失职造成的”。

　　据徐刚介绍，引发“血铅”事件的企业东岭冶炼公司，是陕西省环保厅国控单位(即环保部国控重点污染源)，“我们对东岭冶炼公司实行电子实时监控，事实上，它有亚洲先进的铅冶炼设备，其环保情况一直合乎各方面标准”。

　　不过，由于企业环保标准与人的健康标准存在巨大差异，“达标的企业，也难以避免对人造成危难”。

　　以铅为例，人体标准是以微克/毫升血液进行测定，而企业的标准测定单位是毫克/立方米，“微克和毫克之间相差一千倍，这会带来两个结果的差异”。

　　徐刚表示，地方当然可以依据国家标准制定更严格的地方标准，陕西在果汁、造纸、水泥等产业皆有地方标准，“不过，这是依据当地的情况制定的，上述行业是陕西限制发展的行业”。另外，标准的制定涉及专家调研、企业现况、科技经济水平等，“不是说制定就能制定的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陕西省对100家左右的国控企业和130家左右的省控企业进行实时电子监控，而上述企业占陕西省70%的排污量，“另外，对于那些没条件装电子监控或者规模较小的企业，我们实行人工监控”。

　　“血铅”事件暴发后，陕西省开展重金属企业的环保排查，徐刚表示，“陕西省正在准备建立应对类似‘血铅’事件的应争预案，以更好地处理这种事件”。

　　环保VS经济

　　“对于不安全、不环保的项目，其对GDP的贡献和效益再高，今后也绝不会再引进。”凤翔县委书记何存贵在向媒体回应“血铅”事件时表示。

　　在徐刚看来，周生贤的名言“环保出了问题，首先要从经济政策上找原因”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环保问题的症结。

　　据了解，中国环保实行属地制，责任人为当地政府，因此“当地政府‘一把手’的重视程度，将对当地的环保情况产生重要影响”。

　　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换取经济发展；而保护环境，同样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持。如何让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，是所有中国环保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
　　环境指标和经济指标，往往是各个地区必须同时兼顾的。

　　“有些时候，一个地区的环保做得很好，但经济上差一点，在终的排名中就比较靠后了。”在徐刚看来，经济投入和环保工作常常是相互制约的，而“对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而言，经济对环境的制约更甚。”

　　基于上述情况，9月2日，环保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签署了“环境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”，力求把经济与环境相结合，推动陕西环保工作的全方位发展。“之前，也有地方政府与环保部签署合作协议，比如湖北，不过我们的协议可能要更全面一些，是一个综合性的，包括污染防治、环保能力建设、环保宣传教育等”。

　　徐刚在解释这个“特别”的战略合作时表示，在签署战略合作后，陕西省将能获得更多的中央政府资源。